綠色社區建設的理念與實踐
Add date:2009-08-25 00:46:25 | Browse:7415
20世紀末,伴隨著社區在我國大量興起,人們的生活重心由單位轉移至社區,社區居委會、物業公司代替單位,逐漸承擔起管理社區居民的事宜。這一轉變導致長期依賴“單位包管”的人們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生活中包括生老病死在內的方方面面不再與單位過多聯系,而直接與社區服務掛鉤。社區因此成為中國城市管理改革,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節點,而提高社區治理能力成為提升基層政府行政能力、黨在基層權威的重要渠道。
綠色社區正是這一政治背景的政策產物。目前比較普遍的對于“綠色社區”的界定是“建立了一定的環保設施和環境管理體系的社區”(廖曉義,2000)。其中,環保設施主要包括垃圾、固體廢棄物分類回收清運系統;生活污水處理再利用系統;節水、節能和新能源等硬件設施。而環境管理體系則涉及到建立一套能夠引導社區內居民共同建設、分享公共環保設施的治理措施,以及一套引導居民選擇綠色生活方式的教育、宣傳體系。
“綠色社區”概念最初是被一個活躍在環保領域的NGO組織“地球村”引進中國的。“地球村”在社區層面上的環保實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1996年時只是通過幫助北京大乘巷社區家委會(編者注:和居委會是一個級別,一般是一個單位的家屬院叫家委會)建立垃圾分類點,后來發展到向居民介紹、引進垃圾分類法和節能、節水家電的使用方法,編寫了《綠色社區指導手冊》。其時,“地球村”對于“綠色社區”的實踐形式主要集中在倡導社區居民選擇“綠色時尚的社區生活方式”,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地球村”堅持在中央電視臺制作“綠色文明與中國”節目,并在綠色時尚板塊介紹垃圾分類知識。可以說這時候的“綠色社區”概念是一個引起小范圍人關注、討論的專業話題,“地球村”對其進行的實踐處在小范圍試驗的階段。到了2001年,“綠色社區”概念由于與政府當時希望將環保推進社區同時加強居民參與的政策目標相切合,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支持和推廣。國家環保總局號召全國47個重點城市開展創建綠色社區工程,“綠色社區”概念由此演變成為一項廣泛性的國家工程,被政府加以政策方式推廣出去了。這時“綠色社區”的核心集中在建立綠色社區指標體系上。
整個指標體系既包含對“硬件”設施建設的規定,也包含“對軟件”管理措施的規定。“綠色社區”硬件建設主要包括建立垃圾、固體廢棄物分類回收清運系統;配置生活污水處理再利用系統;以綠地覆蓋面積為衡量標準的社區綠化建設。這是一個高度量化的指標體系,比如國家對于綠色社區綠化覆蓋面積就明確規定不能低于30%,這就為基層政府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了創建綠色社區的基本參考標準。根據這一標準,基層政府和物業管理公司往往一次性注入大量資金實現其設施配備工程。而“綠色社區”的軟件部分在于吸引居民參與到“綠色社區”的建設和管理實踐中去,希望形成一個集合社區內居民、志愿者和民間各種力量參與的管理體系。相對于“硬件”指標,“軟件”建設的規定模糊,難以通過量化指標衡量其實踐情況。
針對這一情況,許多社區為了盡快完成上級建立“綠色社區”的指示,大多選擇首先完成較易實現的硬性指標,比如建立指標規定分類垃圾桶數量,廢水回收系統。再通過各種實踐手段將軟件指標量化,比如在社區建有一定數量“普及環保科學知識的宣傳陣地”、評選出一定的“綠色文明家庭”,營造一種“家家參與綠色社區建設”的歡鬧景象。之后,社區就可以憑借這些“成績”向國家申報“綠色社區”。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居民難以感到這些已經建成的“綠色設施”到底與自己的生活能夠產生哪些聯系,比如,幾乎每個綠色社區都會配備分類垃圾桶,但是真正能夠將垃圾分類投放其中的居民則少之又少。缺乏居民足夠關注及志愿性參與的綠色社區建設工程恰恰體現出社區管理機構應付上級的“交差”心態。
這是一個位于長沙市中心的社區,開發商將他們的樓盤定位在“為商界精英、文化人士提供宜居環境的概念社區”。“富有田園氣息”和“貼合自然的社區環境”是開發商最為看重的兩個品牌,為了營造品牌形象,社區內推行田園式綠化,營造以桑樹、魚塘和田園構成的小型生態圈,但是這一舉措事實上并沒有對社區居民或者有意入住的人們發揮直接的吸引力,按照可持續案例研究報告的分析,“其物質及資金投入龐大,加上消費者會為高投入而付出較高的經濟代價,脫離經濟效益相關太遠,從而影響了認同度”(梁町,艾齊奧?曼奇尼, 2005)。與之相比,住樓天臺建有洗衣服務中心則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歡迎。洗衣中心提供住戶自助洗衣、干衣、天然晾曬等服務。這個公共洗衣空間不但配備太陽能洗衣干衣設備,同時根據湖南水源流失嚴重等自然環境問題,嘗試設置雨水循環再用系統。這項舉措之所以受到了普遍的歡迎,首先是因為它在強調環保的同時并沒有忽略經濟利益,循環用水,太陽能洗衣都能有效地培養居民節儉的消費習慣;同時,洗衣作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環節,與居民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獲得了大量居民的關注與參與。除此之外,洗衣天臺還為居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公共空間,居民在洗衣的同時又可以小聚交流,增強了居民對于社區的歸屬感與參與感。
與此類似的是位于廣州社區內的“家居維修DIY中心” (DIY——Do It Yourself)。這個中心的積極參與者是那些平日愛好且擅長修理小家電、家具的人們和那些對于壞損的家電、家具不知所措,最終只能將其廢置的社區居民們。“DIY中心”本身的設置則非常簡單,只是一個提供了非常有限的維修資源的小活動室,但是它最大的作用并不在于提供資源,而是提供了一個交流的空間,是可將兩種不同類型居民銜接的渠道。事實上,通過這一渠道,志愿提供維修服務的居民往往都是DIY家電、家具的愛好者,他們往往擁有更加專業的維修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家居維修DIY中心”還起到了引導居民通過追求“DIY”的時尚生活方式,同時在居民互助維修的過程之中發展了難能可貴的鄰里交往空間。
此外,綠色社區的可持續實踐為居民營造了一個更為主動與志愿的參與氛圍。比如北京市朝陽區就為老人們開辟了一個叫做“健康互助園”的活動中心。一開始,社區就為老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跳舞、做操、打太極的空間。但是,中心并不會有專人準備伴奏的器材,也沒有帶領大家跳舞的老師。即便這樣,這里還是贏得了老人們的喜愛,往往會有兩到三個跳得比較好的老人擔當領隊或者老師的角色,他們不但每天定時來到這個中心,還拿來自家的錄音機,為大家播放伴奏。除了這幾名帶頭人,其他居民可以自愿選擇進入太極、交際舞、秧歌的隊伍,不用排隊形,不固定舞伴,也沒有人規定是否每天必須前來,一切都以自愿的形式進行。這個實踐的源頭是中國人喜歡通過打太極、跳舞、扭秧歌等方式改善身體的健康狀況,預防疾病的文化傳統。其實即便沒有這樣一個公共空間,許多老人也會相約到一個地方,集體進行此類健身活動。但相對于立交橋底下和學校前面的廣場,人們似乎更愿意選擇自己居住社區內的空間,一來省得跑動,二來這里是一個封閉的場所,不受天氣的影響,而且畢竟都是同居于此的熟人,打起交道也方便很多。大家跳舞還可以交流一些有關養生保健方面的知識,有的時候還會談及一些社區最近發生的事情,有些老人還彼此分享拿手好菜的制作方法并且在第二天做一些拿給大家品嘗。許多老人在這里成為了朋友,有的老人開始把自己陽臺上的盆景搬到互助園的窗臺上。社區根據老人們這些參與的特點,將這個中心定名為“健康互助園”,開始在活動中心的墻壁上張貼一些養生畫報,舉辦小規模的健康講座,為老人們提供更多的健康知識。
即便如此,近幾年對于綠色社區的可持續建設的實踐則為綠色社區提供了新的契機。在可持續發展觀下,綠色建設開始強調進行與群眾聯系更加密切,涵蓋了環境、經濟和文化全面“可持續綠色”的社區創新試驗。同時尋求在生活方式上的變革,并以此帶動已經習慣于被管理狀態的公眾的參與熱情。在這一個實踐之中,生活方式的變革被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上,人們開始逐漸相信“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他們定居在那里是為了生活得更好。”